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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温哥华港湾综合报道：Karen Harris是安大略省温莎市的一位居民，为了一项急需的手术，她整整等了五年。但她说，手术失败了，现在她又被重新列入手术等候名单，而且没有人告诉她下一次何时能进行手术。
Harris 罹患一种罕见疾病，称为鹰钩综合征（Eagle’s syndrome），由过长的茎突骨（styloid process）所引起。
这种病使她无法长时间坐直，乘车时必须戴颈托，有时还得依靠轮椅行动。
她花了数年时间等待医生承诺可改善生活质量的手术，终于在去年年底接到通知，安排手术。
但手术于去年12月4日在多伦多的西乃山医院（Mount Sinai Hospital）进行后仅数日，她就出现严重出血，失血数升，不得不再次回到手术等候名单上。
她曾考虑前往美国接受治疗，但那笔手术费用高达3万到10万美元，她可能需要抵押房产第二次贷款。此外，她担心若再出现术后并发症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“我输定了。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，”她形容道，自己再次陷入漫长等待中的无助，“我又一次陷入停滞状态，这太可怕了。”
Harris 只是安省超过20万人手术等候者中的一员。
据菲沙研究所（Fraser Institute）估算，全国范围内大约有150万人正在等待某种手术或医疗程序。等候者占人口的比例，在安省为3%，而爱德华王子岛则接近8%。
Harris 向 CTV News 表示，令她沮丧的不仅是个人的遭遇，而是因为这“看起来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”。
“对我们这种患有慢性疾病或等候手术的人来说，根本就没有一个清晰的就医路径，”她说。“明明温莎开车几个小时就有世界一流的医院和医生，但‘医疗孤岛’让我们根本无法获得治疗。”
西乃山医院与温莎地区医院都拒绝直接评论 Harris 的个案。
西乃山医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：“我们理解，任何护理延误对病人和家庭都是一种压力。”
该医院补充称，手术排程涉及“众多因素”，但未具体说明哪些因素。
“我们的外科团队致力于平衡所有病患的需求，尽可能确保及时提供治疗。”
自2019年起，Harris 就开始领取长期伤残补助
现年37岁的 Harris 曾在温莎的一家营养保健品公司工作，是她梦寐以求的职业。尽管她过去也有些疼痛，但她通常都认为是养育两个女儿（现已是青少年）带来的“成长之痛”。
但某天，她在上班途中突然出现严重不适——“我走在停车场时就已经气喘吁吁，心跳加速停不下来，整个人头晕目眩。”
虽然她早就患有POTS 综合征（一种自主神经功能失调），但这次检查的影像还发现了她患有鹰钩综合征。
“我形容它像是‘鸡骨头’，从颅底延伸数厘米，压在咽喉两侧，”她说。
“我会呛咳、误吸液体、听力受损、脸部疼痛……症状没完没了。”
自2019年确诊以来，她就被迫申请长期伤残补助。
2020年，她获得转诊至多伦多一名外科医生处。原本约定5月面诊，但因为疫情，改为6月的电话问诊。直到2021年1月，她才终于与医生面对面，并被批准接受手术。
医生告诉她，她是“优先级高”的病患，几周或几个月内就会安排手术。同时因该外科医生专攻头颈癌手术，为避免感染风险，她被要求隔离。
于是她严格遵守隔离，不出门，也不接待访客。她的两个女儿也转为线上上学。
“我错过了生活中太多东西……几周、几个月、几年。”她说。
一开始医疗团队沟通良好，还会及时道歉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回应变少，最后甚至要她“不要再打电话来询问了”。
“这真的很让人心灰意冷。”她说，“我感觉我只是再往邮箱或语音信箱里丢一封信，那个信箱早就爆了……我只是给本已负担沉重的医疗系统增加更多负担而已。”
到了2024年，她终于接到手术通知。但她醒来后，医生告诉她手术“风险太高，未能完成”。
“他说他试图把骨头推开，但无法切除，因为它太靠近颈动脉和脑面神经，”Harris 回忆道，“他告诉我骨头还留在脖子里，我以前从没听说过这种情况。”
“这时已经不仅仅是疼痛的问题了”
手术几天后，她返回温莎静养。但五六天后，她开始吐血。
她立刻叫救护车，因为她不确定出血源自手术部位还是胃部。被送往急诊后，她在病床上吐出一公升的血液，却仍等了几个小时才被安排住院。
“医护人员都很有同理心，也很尽责，但人手真的严重短缺。”她说。
在温莎地区医院住了三晚后，她出血持续不止，一度还要从喉咙里“抠出像乒乓球那么大的血块”。
“我浑身是血，真的浑身是血。我当时非常愤怒，已经不是疼不疼的问题了。”
她说，那几天她根本没见到可以处理她情况的外科医生，因为医院里没人愿意接手别的外科医生做过的手术，“怕担法律责任”。
最终，她被空运回多伦多西乃山医院，做了CT后，于12月18日出院。
今年2月，她最后一次见到手术医生。对方要求她做更多影像检查，并承诺将采用不同手术方式重新安排治疗。但她至今音讯全无。
为什么手术要等这么久？
安省手术积压在疫情期间一度超过24.5万例，虽然政府已投入巨资减少等待，但对 Harris 这样的病人来说，这远远不够。
伊瑟尔·杜宾斯基（Isser Dubinsky）是一位退休的急诊医生，曾参与安省医疗等候策略的制定。他指出，手术等待时间长的原因很多：
* 首先，要等家庭医生看诊并作出诊断；
* 之后再等转诊至专科医生；
* 然后，还要等手术安排。
除了家庭医生本身的短缺问题，疫情后许多家庭医生减少了面对面看诊次数，转为远程服务，导致无法进行体检，进而影响专科医生对诊断的信心。
“现在很多家庭医生不再扮演传统‘全科医生’的角色，”他说，“有的只做心理治疗，有的只值急诊……所以真正提供全面初级护理的医生越来越少。”
即便成功转诊，外科医生还需要患者做完所有影像检查，确认情况后才会安排手术。
杜宾斯基也指出，手术室的使用效率低下也造成浪费：“假设一家社区医院每天有6间手术室，每间晚开10分钟，那就是每天浪费1小时，一年下来是260小时，可以用来做100台髋关节或膝盖置换手术。”
此外，每位外科医生的手术时间也有限制，安排不均亦会造成延误。
安省卫生厅发言人回应称，安省拥有“全国最短的部分等候时间”，近八成病人在推荐时限内接受手术。
来源：温哥华港湾综合